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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国际著名期刊Telos发文评论我校金惠敏教授英文专著

发布日期:2018-12-25  来源:  作者:root  浏览次数:1598

        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Elena Pilipets博士日前在纽约国际著名期刊Telos发表题名为The Context Is the Act:The Concept of Active Audience and Its Material Entanglements的书评文章,高度称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金惠敏教授英文专著Active  Audience:A New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Concept of Cultural Studies在文化研究领域所做出的理论和学术贡献。她认为,该书“重新解说了伯明翰学派的洞见”,“扭转了以话语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视角”,“可视对于如今所谓之‘情动转向’的一个宝贵贡献”。

       Telos成立于1968年5月,在其悠久的历史中Telos季刊一直是讨论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权威国际论坛。该期刊开创了解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所必需的关键框架。从其对苏联时期东欧异议的研究,到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调查,以及对专制政权的严厉批评,Telos一直处于政治与哲学讨论的最前沿,在学科内享有盛誉。能被该期刊推荐著作,是对金惠敏教授学术研究的高度认可,也证明了其在学术上的国际影响力。


金惠敏教授英文专著

        金惠敏教授的Active Audience: A New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Concept of Cultural Studies一书是他对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成果。积极受众论是伯明翰学派对电视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从广义的大众文化研究看,它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的一个重大突破。现今,积极受众论已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基本定理,以及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定理。但对于“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积极受众论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上,在其主要阐发者斯图亚特·霍尔和戴维·莫利并没有给出哲学性的论证。因而严格说来,一个积极的受众论就仍然有待完成。本书从对斯图亚特·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分析中,以及对戴维·莫利的人种志研究和有关理论阐说的细读中,批判了其间所存在的在话语层面寻找积极受众的不彻底的路子,而推演出一个社会本体论的“受众”概念。它假定,受众是因其作为社会本体的存在而具备为“抵抗”所突显的积极反应的能力的;或者,更可以不无马克思或弗洛伊德地说,受众的“物质性存在”才是其积极或抵抗的最终解释。


       这本英文专著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研究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学术专著,将传统上拘泥于话语的受众研究推进到以社会存在为核心的新阶段。该书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专著类三等奖(2015年9月,全国性奖项,政府奖)。此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成果奖。


金惠敏教授年轻时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与法国理论家Jean Baudrillard合影

       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金惠敏教授为其《传播百科全书》撰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词条两万字。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聘请金惠敏教授为客座教授(2015-2016冬季学期),为其研究生开设“受众理论”课程。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教授Rob Shields在Space & Culture杂志的官方网站发表文章推介了金敏惠教授的这本英文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定家给予了这本书极高的评价,他说:“在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界,直接以西文讨论西方热点问题的论著并不多见。在这方面,金惠敏教授为当代文论家们脚踏实地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榜样。对金惠敏教授来说,这是他研究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他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地走国际化学术之路的必然结果。我们相信,这仅仅只是一个漂亮的开端,在不久的将来,金惠敏教授一定会出版更多更好的外文学术著作。”此外,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传媒与通讯学院教授Rainer Winter评论说:“金惠敏教授提出了一个关于积极受众的新唯物主义概念。通过这一概念,他试图确证,如果我们不是局限在话语的层面上,那么受众的经验和实践,受众的本真存在,就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金惠敏教授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解释学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使他能够开辟和展现出新的研究指向和理论视角。


我们有幸就相关内容对金惠敏教授进行了采访,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学术大牛吧!

Q1: 在您看来,对于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霍尔和莫利都没有给出哲学性的论证,而您在这本书里对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探索,所以这是您撰写这本英文专著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金惠敏教授:我想首先声明一下,若是严格界定的话,我的研究领域是文化理论,而非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典范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如霍尔所说,文化研究不生产理论,而是使用理论。伯明翰学派在研究当代文化现象时借用了众多学者的理论资源,如阿尔都塞、葛兰西、巴赫金、福柯、德里达等,但对这些理论本身则基本未做反思和批判性分析。而我认为,如果不对这些理论本身进行深度研究,那么文化研究将流于一般性的文化批评,就像我们目前常见的文学评论一样,跟着质朴的感觉走。理论探讨应该是哲学界的工作,但哲学界又喜欢研究那些亘古如斯的主题,不屑于研究现实中出现的理论问题,而这样不及物的哲学,不回应现实问题的哲学也将被现实所冷落和淘汰。我的工作主要是对于文化研究提出的理论问题,从哲学上予以分析,并提出新的阐释框架。这个工作叫文化理论,或者也可以叫文化哲学吧!文化理论位于文化研究“之后”!

我的这本英文专著主要是回答受众何以是积极的这一问题,伯明翰学派起先给出的回答是受众有不同的符码体系,后来又说是因为受众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强调日常生活在解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些解释还不够彻底。我提出,日常生活本身既包括物质性生活,也包括其中不易察觉的话语和意识形态,而根本上说,决定受众之为积极的是他们的生命、欲望、物质生活条件等等。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新阐释。


Q2:对于Elena Pilipets博士在其所撰著的The  Context  Is  the  Act :  The  Concept  of  Active  Audience  and  Its  Material  Entanglements一文对您原作的介绍和推荐,并且刊登于如此高级别的国际刊物上,您有什么看法呢?


金惠敏教授:克拉根福大学的Elena Pilipets博士是国际文化研究专家,她对拙著有深入的阅读和了解,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赞誉也好,批评也好,增补也好,我都很高兴。非常感谢纽约老牌著名国际期刊Telos推介拙著。本书能够得到欧美学者和学术期刊的接纳,我认为是对中国学者理论研究的承认。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国理论家能够对国际理论问题发言,实质性地参与构建国际理论学术共同体。当今不容忽视的一个大趋势是,国别理论正在向全球理论过渡。


Q3:您可以给我院学子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吗?


金惠敏教授:针对20世纪理论的黄金时代,有人提出“后理论时代”,以为理论的时代终结了,不再需要理论了。对年轻学子来说,这恐怕是最害人的说法了。你可以反对任何理论,但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你反对本身也是一种理论,代表你有自己的立场、视点,而这就是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其为理论,都不妨碍其为一种理论。理论是人的本质存在。不盲从一种理论,但要多了解一些理论。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学术国际化的时代,要学会熟练地使用国际通用语,比如,英语,而且要趁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