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邓勇（笔名邓曦泽）的专著《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字数：47.5万字）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兹介绍如下——
近代以降，中国历史文化遭遇严峻困局。对待历史文化，恶之者力恶之，善之者力善之，死人成为活人的靶子或旗帜，历史文化成为现实分歧的战场，以致于历史文化沦为玩偶。如何才能走出历史文化的玩偶化？关键是要正确考察、评价历史文化的功能与价值，换言之，就是要追问“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而邓曦泽所著《文化复兴论》就是通过解答这一重大问题来探讨文化复兴的。
《文化复兴论》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导论主要考察“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在时事变局与思想变迁的交错中如何被提出，进而在稽考中体西用、内圣开新等既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公共儒学进路，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篇是基础理论，考察文化复兴的一般性生存基础，也就是对公共儒学进路展开详细论证。上篇认为，历史文化要得以复兴，必须要能参与建构生活。作者先以“问题＋方法＋效用”的生存结构以及此结构的“询问－应答－行动”的发生形式为前提，论证了历史文化是个体生活的重要思想源（第一章）。在此基础上，作者继而给出公共交往的四个预设（即：人有欲望；人必须利用他人满足欲望；人具有自控能力；人具有语言能力，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并能理解他人的意愿），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历史文化蕴含许多古今共通的生活问题与方法，所以它能够作为现今人们生活的重要思想共源，促进人们形成公共价值，形成公共交往平台，发挥判定功能，促进公共交往，并间接提升公共道德、公共精神与公共信念。当历史文化参与生活建构时，其公共性就得以显现，文化传承与文化复兴也得以实现（第二章）。下篇运用上篇的理论，解释历史事件，应对近代中国文化困局。首先，作者重估了秦汉大一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为中华民族建设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思想共源、公共价值系统与公共交往平台，并促进了中华民族公共精神的形成（第三章）。接下来，作者讨论了近代以降，秦汉大一统被瓦解，中国再次陷入礼坏乐崩、交往平台破裂的文化困局，而几代政治家皆努力破解此困局，重建中华大一统。虽然此困局尚未彻底破解，但已开始突出重围（第四章）。最后，作者探讨了实现文化复兴所需要筹谋的一些问题，如文化复兴的可行性、文化复兴需要制度支持、文化复兴的基本任务与基本策略等（第五章）。结语对全书论证的有效性进行了回顾。
《文化复兴论》的突出特点有三：其一，从公共交往角度讨论了历史文化的价值，从而为文化复兴建构了坚实的生存基础；其二，运用了严格而系统的分析方法。其三，运用了“问题＋方法＋效用”的方法论。在附录中，作者指出，他的基本方法论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乃是受《论六家要旨》之启示。无论自觉与否，司马谈在评论时都运用了“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从其评论可以揭示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并提取出“问题＋方法＋效用”的方法论，而据此方法论则可以提取出“问题与方法”的经典观、“问题与方法”的文献观、“问题与方法”的比较法，还可以根据“问题与方法”的经典观清理出中国的经典体系。“问题＋方法＋效用”这一方法论是中国人所固有的方法论，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复兴论》的基本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完全是本土的，并且是经典的、基础的。
附：《文化复兴论》的社会反响
《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出版后，迄今已有8个专题评论。
（一）《文化复兴论》出版当月，《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9日第10版）即作出推荐，认为该书提出的文化复兴方案——公共儒学进路，“将理论建构、历史钩沉与现实分析相结合，不仅完成了中体西用、内圣开新等方案所未完成的任务，更可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理论论证和策略支持”。
（二）《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1期（p52）刊登《文化复兴论》的长篇书讯，认为该书正确评价了历史文化的功能，并指出该书具有两大特点：“其一，从公共交往角度讨论了历史文化的价值，从而为文化复兴建构了坚实的生存基础；其二，运用了严格而系统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走出“历史的玩偶化”。
（三）《博览群书》2010年第2期（p89－91）发表书评，喻包庆：《让历史回归本位——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认为《文化复兴论》“从生存结构出发，从个体生活到公共交往，以严格的方式论证出历史文化促进公共交往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后人追加给历史文化的，而是其本有的”，从而“让历史回归了本位”。
（四）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在《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p95）“财新荐书·新经典阅读”栏目中，对《文化复兴论》作了专门推荐，认为该书格调直率，为文化复兴提供了自己的独特方案。
（五）《社科纵横》2010年6期发表书评，雷传平：《论证的巡航——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p125－126），认为“古代学者以及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著述都缺乏严格性”，而《文化复兴论》的“特色不只在于该书为‘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解答是用严格的论证证明出来的”，“这正是该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六）《中国儒学年鉴2010》将《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列为独立词条（p136）。
（七）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11年第4期（p656－664），Higher Education Press, Springer Press 2010发表英文书评，Luo Lijun, Remove the Shackles and Dance——On Deng Xi-ze’s “Revival of Culture”（《卸下镣铐，跳舞——评邓曦泽〈文化复兴论〉》，英文4000词，中文6000字），认为“为卸下以西解中之镣铐，邓曦泽从两方面重塑文化自主性：其一，运用严格而系统的分析方法；其二，从公共交往视角为历史文化的价值亦即为文化复兴建构了坚实的生存基础”，使历史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发挥促进公共交往的作用”。
（八）《光明日报》2013年1月20日第5版发表书评，戴荣里：《历史文化与文化复兴》，认为《文化复兴论》“是一本有理论勇气和创新思想的书，且是一本有前瞻性的书”，而该书“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其严格的论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