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史》（古代卷、近代卷）是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近年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结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书基于康区历史的基本脉络及总体特点，分为“古代卷”（一册）、“近代卷”（一册），共76万余字，以通史体例，多角度、全方位和最大限度地呈现康区历史发展演进的总体面貌和突出特征。“古代卷”分为十二章，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末的瞻对事件。以康区族群和政治格局的演变为线索，完整勾勒出康区古代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基本脉络。“近代卷”共分十三章，以外国教会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向康区的渗透，以及清末川边新政，作为康区近代历史的开端，终于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康区的建立。全卷以时间为主线，结合纵向与横向的书写方式，主体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近代康藏政治史。
最终成果《康藏史》基于康区历史的基本脉络及总体特点，分为“古代卷”（一册）、“近代卷”（一册），共76万余字，以通史体例，多角度、全方位和最大限度地呈现康区历史发展演进的总体面貌和突出特征。
“古代卷”分为十二章，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末的瞻对事件。本卷以康区族群和政治格局的演变为线索，完整勾勒出康区古代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基本脉络。第一章《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特点与地位》首先综论藏族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文化两大特点及三大传统区域，将康区置于青藏高原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总结康区江河并流、横断山脉、高山峡谷的地理环境特点，归纳出康区六个最为突出的人文特点，具有提纲挈领和统摄全书的开篇意义。接着全卷着重阐述三个重要议题：
（1）石器时代至吐蕃时代以前康区的族群构成、源流及基本格局。第二章《公元七世纪以前的康区历史源流》指出石器时代康区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属于同一考古文化系统。石棺葬文化与汉代白狼部落相对应。“白狼歌”语料反映出白狼部落语言同藏语存在亲缘关系。苯教东传与藏地祖源传说暗示，七世纪以前康区部落与卫藏已有密切交往。隋唐时期的附国则与白狼部落存有继承关系。
（2）吐蕃东扩以来康区“吐蕃化”、“藏化”的进程。第三至五章重点论述七至九世吐蕃向康区扩张选择从南、北两路大范围迂回绕行进入，征服和统治康区部落后，与之形成特殊的“役属”联盟关系。佛教随之在吐蕃中后期向康区传统和辐射。吐蕃覆亡后的两百余年间，康区地域经历人群整合和“蕃化”的过程。而元朝在藏区划分的三大行政区既奠定藏人“三区”概念的基本内涵和轮廓，也对藏族传统三大地理区域概念产生决定性影响。随着朗士家族势力向康区的渗透，“黑头矮人”和“六氏族”传说建构起卫藏与康区部落人群之间的整体认同。
（3）康区历史发展进程同中原地区、西藏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六至十三章构成本卷的主体内容。继元朝在康区建政立制后，明清时期康区政治格局经历了漫长而重大的转变，大抵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第六至七章论述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蒙古土默特部相继进入康区活动，格鲁派开始向康区传播的过程，提出藏区朝贡贡道南移康区，康区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白利土司势力的崛起则标志着康区历史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其覆亡的主要原因乃是与格鲁派交恶，而非仇视佛教。第二阶段：第八章探讨和硕特蒙古南下接管和经营康区的历程，分析罕都同格鲁派、青海和硕特蒙古、清朝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木虎年事件。第三阶段：第九至十一章分析清朝势力如何逐步全面控制康区，主要阐述清朝在“驱准保藏”过程中开拓出由打箭炉和云南入藏的道路，川藏道的开辟成为清朝治理西藏及藏区战略依托和重心逐步向康区转移的标志。雍正初年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影响被逐步肃清，康区进入清朝全面管理和经营的时代。清朝在“卫藏战争”期间大规模设置康区北部土司，划定川、青、藏界限，将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噶达惠远寺，保障入藏通道畅通，隔绝蒙藏对康区的影响。第四阶段：第十二考察清代“瞻对问题”的出现、工布朗结在康区的崛起。
“近代卷”共分十三章，以外国教会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向康区的渗透，以及清末川边新政，作为康区近代历史的开端，终于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康区的建立。全卷以时间为主线，结合纵向与横向的书写方式，主体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近代康藏政治史。该卷主要梳理了近代康区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具体阐述和剖析外国教会在康区传教活动及其引发的教案，清末经营川边的转折，赵尔丰经营川边，北洋政府时期的康藏事务，20世纪30年代西藏与康、青两地的战事，边政视野下九世班禅返藏与康藏局势演变，康南土头问题，红军长征入康和博巴政府，西康建省与刘文辉的治康经边策略，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的建设举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康区的建立等内容，同时又将近代康藏史置于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及川、滇、青地方军阀等多重势力角逐博弈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分析和探讨，强调地方势力、康藏僧俗精英的政治作用，并与全国政局，乃至国际形势紧密关联，凸显出康区在近代汉藏政治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和独特地位。从多元的分析视角，透过事件本身，阐释其背后的历史内涵，是本卷撰写的另一写作特色。
全卷内容以重要政治事件的发展演进为主干框架，同时又从横向视角，系统、综合的涉及和探讨近代康区政治机构、军事制度、司法建设、农牧工矿、贸易金融、“利美”运动与苯教新发展、汉藏民间佛教交流、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康籍学生赴内地求学、康区社会日常生活，以及汉藏民间互动与文化交融等内容，为全面、准确把握近代康区复杂的社会文化面貌及其特点，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本部分内容写作取向既强调传统与近代、外来与本土等的内在关系，突出鲜明的区域性差异和时代特征，又重视康区在沟通近代内地与西藏、汉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的枢纽和中介作用，这是撰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本卷写作的另一目的旨在深刻揭示出近代康区的政教制度、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的变迁，以及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特别是近代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康区后引发的汉、藏之间大规模的交流融合，及其对康区社会和人文特点的影响。
通过全面、系统的勾勒和呈现康区整体历史面貌及总体特点，最终成果得出两大重要的观点：（1）康区是西藏与中央政府发生联系的桥梁地区，也是藏族与东部周边各民族发生密切联系的地区。成果主体内容均涉及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向东发展及其与东部各民族的密切交往与联系，同时也涉及历代中央政府治藏的措施、管理政策等。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央政府治藏重心逐渐南移到康区，及清朝前期多次军事行动由打箭炉入藏、设立成都将军等，都使得康区成为中央政府治藏的前沿与依托。（2）由于高山峡谷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制约，康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藏区长期处于全面滞后的状态，也是藏区社会稳定最敏感的地区。这同康区历史上形成的“治藏必先安康”战略地位极不相称。最终成果的重要理论观点表明，国家应亟须重视和解决康区当前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加大对康区的关注与各项政策扶持力度，改变康区作为藏区“软肋”所带来的涉及稳定与边疆安全的隐患与问题。
